「行動不便」不是我的競爭對手

trista's 的頭像

「剛剛同仁有向你說明吧?你的條件真的很好,可是我們的環境實在不太適合」單位主管從外頭用餐回來,準備上樓開始當天排定的面試前,見我在一樓看著展覽作品,開門見山地說。

 

我明白協會的工作空間有一二樓,且因為承租的建築物老舊,短時間內難以透過物理性改造減少硬體環境的阻礙。但是在主管出現前,我才向協會同仁談過工作內容與空間使用方式,盡可能地想像和了解「可能存在的限制」後,認為若能調整協會的空間運用,搭配任務分工,仍是有扭轉環境障礙的可能性。因此,決定留下來等到自己面試的時間,再與面試官共同討論投入協會工作的機會。然而,主管的話,彷彿已經告知「我可以回家了」讓人十分錯愕。

 

我原以為通知面試時間並要我提早抵達與協會同仁聊聊,是為了一同思考硬體環境、職務內容與人,交互作用的可能,實際上,卻像是要我親眼見證環境條件的現實,如果不能憑自己的力量克服障礙,便只能接受無可奈何的結果。我停留在原地,不曉得自己該動身離去,還是做何反應,當主管轉身踏上樓梯,準備開始面試⋯⋯

 

距離我被排定的面試時間,尚有兩個半小時。腦袋裡一直轉著「要留下來嗎?留下來的目的是什麼?難道唯有協會錄取我,才是一項勝利?一種正義?」伴著不甘心的情緒,過往因為行動不便而被拒絕參與的經驗一起湧上,同時另一道聲音出現「我所提出的想像都是未知數,該用什麼立場要求一位僱主非得嘗試?即便說服了僱主,我能否承擔未來的工作表現?」來來回回,仍下不了決定,預想到留下來所要面對的碰撞,便心生怯懦。直到我的前一位應徵者結束面試後,我還是沒有答案,也說不清猶豫的成分是什麼?

 

「其實你剛剛提出的想法和建議,我覺得或許真的可行,如果面試官只用主流的想法,認定你不適合,是這個工作環境不友善,大可以不要它了!」協會同仁說。「好吧!不管怎樣都該說出我的想法」正當所有面試官以為完成所有面試,邊閒談走下階梯時,撞見的是甫下定決心的我和來不及形成面試隊形的桌椅。「那大家拉張椅子坐吧!」那位主管打破尷尬,開口邀請。

 

簡要分享自己應徵該職缺的動機後,面試官再提出空間限制的顧慮,有人建議我當志工,也有人提出協會人力需要校長兼撞鐘,也許未來組織擴大,分工較細緻會更適合我,還有人說協會的服務對象在各個角落,擔心我的移動限制難以觸及⋯⋯在各式的擔心中,我未聽見其他有關投入該職位所需能力的好奇。

 

「我相信一個空間,會因為不同的人加入,而產生新的運用方式,也許能夠降低二樓場地的使用比例,而臨近的另一個工作場地是否不便輪椅通行,也要前往後才知道,因為我事前不曉得部分的工作在那裡。然而,我也理解一個組織缺人力的急迫性,加上此時此刻不能保證嘗試後的結果,所以無法要求協會給予彈性。」在不慍的述說中,我明白了兩個半小時的猶豫和混亂,有著不同意將環境限制擺在一個人的可能性之前的憤怒,有著不願草率用「歧視」區分正義與惡魔兩方的堅持,還有著「條件再好都敵不過『行動不便』事實」的害怕。

 

「也許現階段因為協會的資源有限,每個人力都要極大化使用,也許因為整體社會環境,包含建築物、交通,存在的障礙,會影響我投入這份工作,都是不可否認的現實,但是未來協會能不能更加環境障礙如何剝奪個人發展,是我留下來想說的。」是的,我認了這是現況,卻不認同現況只能如此,因為「認了」而消融了「不甘心」,所謂的「條件很好」與「行動不便」不該在我身上相互消長。那次經驗,說是面試,更像一次的社會行動。行動之後,留下一連串的問號⋯⋯

 

從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來說,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1]第27條:「禁止基於身心障礙者就各種就業形式有關之所有事項上之歧視,包括於招募、僱用與就業條件、持續就業、職涯提升及安全與衛生之工作條件方面」其中「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指基於身心障礙而作出之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損害或廢除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領域,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之認可、享有或行使。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之對待。」然而投入一個職場所需的相關支持服務與調整,是需要跟隨工作內容的發展而持續修正和連結,非短暫的面試時間內,能夠完全預期,為所有可能的限制,找到解套;另一方面面試之前,我並不清楚協會實際的工作空間是跨兩個場域的,更別說預先到現場走過。在社會的基礎建設環境仍處處充滿障礙的現下,不只限縮障礙者的空間,也固化非障礙者對人的想像,而歧視的源頭也非單一構成。

 

從專業知能來說,當適任與否的討論著重「行動限制」多過於「專業知能」,我的競爭對手,不是工作經驗、服務熱忱或知識能力,而是眼前那道樓梯,我既無從得知自己的能力有何不足,也深感「就業選擇」經環境障礙與僱主預設的篩選後,僅存所謂「適合輪椅使用者」的,能稱作是基於個人意願的選擇嗎?更進一步想問,社工教育談看見每一個獨特個體的能力,並促進其發展,共同翻轉主流價值觀的想像,是否也能以相同的態度看待每一個工作者,亦或一位好社工必需具備能文能武,能思考能勞動,不能比服務對象殘缺的條件?我隱約感覺專業教育與實踐之間,存在一層說不清楚的斷裂。

 

肯定的是我選擇一份工作,不只是靠著一份憨膽與天真,面對自身的能與不能,投出履歷前的思量也絕不草率,並帶著承擔工作責任的決心。然而,看待能與不能之間的模糊,除了藉健全的身體直接保證外,還有什麼可能?一位肌肉萎縮的朋友:「障礙者最會的就是出一張嘴啊!靠著傳達明確的指令,妥善調度人力,來完成一場活動。」障礙者個別的身體經驗,不能具像化呈現,也不具群體代表性,卻富含知識與能力,而唯有「拉開差異的細節,才能看見可能」。

 

僱主與人資主管們,看見了嗎?

 

*本文刊載於《張老師月刊》2016年5月號第461期,發刊於2016年04月28日。


[1] 是聯合國於2006年12月13日通過的有關保護身心障礙者人權的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CRPD。臺灣於103年8月20日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同年12月3日正式生效,承諾於國內履行公約所示之身心障礙者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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