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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障礙高峰會在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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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障礙高峰會於7/23-24在倫敦展開,主要四的訴求1.身心障礙的生存與尊嚴2.融和教育3.經濟培力4.輔具科技開發與創興。其中比較讓人注意的討論是敘利亞衝突對於當地身心障礙難民議題的討論。目前撤離到約旦與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約有四分之一的比例是身障者,在水、物資資源的取得上相對困難,而難民營中女性身障者遭遇更高的人身安全風險。澳洲政府決定投入1.6億援助這些因戰爭受影響的身障難民。
 
這些所謂的身障難民到底是什麼樣的組成,先天障礙者在災難或是戰爭發生的處境又是什麼?撤離與疏散過程中是否往往被遺忘與忽略? 因為衝突而致殘的障礙者,若不致命但傷病過後的復原,輔具的缺乏,是否在這樣危險的場域中遭遇更高的死亡風險?
 
在台灣,戰爭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天災似乎是我們很常遇見的災難。上周去日本拜訪朋友,剛好新聞在播放西日本暴雨災害的新聞,這是水災傷亡非常慘重,於是朋友提到他們自己的社區每年都會舉辦震災應變與疏散的教育訓練,而且是強制參與。通長主辦單位會想辦法提高居民參與的誘因,把活動設計的有趣,或是增加一些競賽的意味讓大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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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日本障礙學會發展與障礙生支持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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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朋友安排下,拜訪了京都立命館大學Tateiwa Shinya教授,一個非正式的拜訪,可以感受Tateiwa對於我的提問都是真誠無私的分享,收穫很多。談日本障礙學會的發展跟草根團體、國家政策的關係,學術團體不是象牙塔,與DPOs跟厚生勞動省的人員還是有所連結,進行政策對話。日本障礙研究學會有自己的學術期刊,豐富的網路資料庫,但每一步都是緩慢的累積。回程路上在想,組織的成立是力量開展跟資源滾動的開始,怎麼發展是一種集體智慧,但組織的核心的精神與所擁抱的價值,似乎才是關鍵。
也談了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性服務的現況,對於障礙生的培力、意識覺醒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目前日本的支持性服務,還是看學校態度與資源。但以前個人助理不能進校園服務,到現在日本教育部甚至補助個助協助學生在校學習,下午參加他們的一場seminar,就看到腦麻學PA課堂協助。
很累的第一天,但腦袋很滿。題外話,面對大咖而又謙虛的老師,總覺得那是一種最難得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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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振興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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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的經驗有著什麼樣的世代差異?在台灣福利制度缺乏的壯況之下,醫療復健機構(收容)的存在,有什麼樣的時代意義?
 
之於這些院童,也之於那個年代。我作為一個80年代的小麻患者,沒有機構生活的經驗,能夠跟這些長輩們一起重回童年,聽聽他們我說那些在振興的日子,除了遠離家人的孤單,療程的苦痛,其實有更多的懷念,感念。我沒有辦法斷然的用「機構就是不好的」這種論點評斷他們每個人的主觀經驗,在那樣資源缺乏的年代,機構很可能是家庭以外,唯一的資源。而當然階級的因素,很可能就左右了一個小兒麻痺患者的人生。
 
今天的散步,像是黑白電影,我們在一棵芒果樹前逗留,那可能是當時他們一起打芒果做芒果青的記憶。還有某些角落,是機構中偷偷摸摸小情小愛的甜蜜。似乎得要跟時間賽跑,這些記憶再不去談,可能就消失了。那象徵的不是這群人的生活而已,而是那個時代身障者的處境與社會意涵。
 
 
聽著這些故事,我是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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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障礙歷史月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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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1月中旬英國障礙歷史月開跑,今年的主題是英國障礙藝術運動,National Disability Art Collection& Archive (NDACA)非營利組織,長期系統性地蒐集障礙藝術創作的作品,相關物件,記錄英國障礙藝術運動的發展歷史資料庫,今年開始一個有趣的計畫,蒐集過去不同時期英國障礙者抗爭運動所設計的t-shirts, NDACA今年與障礙歷史月合作, 製作了四支精彩的動畫,介紹social model ,障礙與文化表述,障礙藝術與障礙政治,英國障礙藝術運動。
 
障礙歷史月每年都設定不同主題,想起在英國那幾年,障礙研究的學生都很忙,學校社團跟障礙研究中心都會安排一跟年度主題相關的系列活動,印象中談過二戰傷兵與障礙,或是探討文學電影中的障礙表述。這些活動很重要的目的透過回顧特定主題的英國障礙歷史,提升社會大眾障礙意識。而當時間的序列被展開,障礙人權的發展也開始讓人有感,人們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會從過往的經驗,檢視當代障礙者群體的社會處境。在想英國在障礙歷史研究的發展,如何系統性的去梳理障礙歷史,要有多深厚的文化底蘊與社會意識,才能走到這一步?台灣障礙歷史的建構,似乎還有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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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些障礙者的思維與行為背離所謂的障礙群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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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些障礙者的思維與行為背離所謂的障礙群體認同,而遭受到嚴厲的批判甚至威脅,期待或認為每個障礙者都具備障礙意識,這有沒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的霸權? 障礙意識又是否是圈內/圈外人的資格標準?
 
後來找了Harvey 的影片,發現另一個有趣的點(當然也包括選秀節目的手譯員服務),她因為是後天聽力喪失的狀況,保有原先的口語能力與後來開始學習手語,表演過程的卻是雙語(口語+手語)並行,聽人還是聾人? 這條線怎麼畫?選那邊站? 當障礙身分處於邊緣時,我們能不能接受認同之間的流動與擺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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